香港新一届行政长官将会在3月26日诞生。目前为止四位主要参选人,包括林郑月娥、曾俊华、胡国兴与叶刘淑仪的政纲尚未定稿,即使曾俊华与叶刘淑仪举行了政纲发布会,但他们与部分选举委员及界别人士会面之后,随即表示需要进一步修改政纲内容。
问题在于,参选人的政纲主要考虑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利益,但当选之后,新特首却需要面对市民复杂多元的群众利益。各参选人现在的政纲与之后的施政,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完全不同的。因此,政纲是否响应市民期望,是否急市民所急,目前可能并非各参选人需要考虑的因素。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中央的战略谋划,认真思考中央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容许”梁振英以家庭理由,不再参选特首。从大局观出发,中央就是希望在特首选举之后的两年,香港社会可以在没有梁振英与任何选举的情况下得以稳定平静,借此缓和矛盾、修补撕裂、重建市民对制度的信心,以免香港社会直奔2020立法会选举。那时建制派的选情只会更加严峻,香港将会更加趋向“不能管治”的局面。所以,我们应该把各参选人已表达的政纲与中央的战略谋划进行配对,看看哪一位参选人的政纲最能呈现中央心目中的香港远景。
首先,要看政纲如何处理政治敏感问题。从大局观來看,由于各方未能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中央与香港市民之间产生许多矛盾。现在中央“容许”梁振英不竞逐连任,实际上是以空间换时间,希望香港市民超越梁振英话题,回归理性的政制讨论。目前,中央与香港市民之间最明显的分歧,就是对普选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理解并不一样。831框架令中央难有回旋余地,第二十三条立法早已束之高阁,这两个烫手山芋,在下届特首第一个任期内,均不宜主动提出,充其量只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否则有可能引起香港市民更大的期望落差,社会无法稳定。
其次,要看政纲是否有效管控香港市民的期望。既然中央希望香港社会稳定繁荣,那么当选特首的政纲不应该令香港市民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否则便会弄巧成拙。中央明白,在人大831框架之下,新一届特首选举的游戏规则与基本格局与此前并无太大变化,即无论谁当特首,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因此,参选人的政纲应该趋向保守,避免因向不同的持份者不停解释政纲而疲于奔命。很多具争议性的公共政策,会令参选人陷于两面不讨好的情况。
例如在强积金对冲问题上,劳资分歧明显,而选举委员会中商界力量强大,强积金牵动了数百万基层市民生计,参选人在此利益对立议题上置喙,显然是自找麻烦。个别参选人建议由政府牵头投放资源,设立种子基金,透过基金不断滚存及进行投资,长远达致可以自行运作;又或是建议取消强积金对冲,改由政府代雇主“买单”。两项建议均不约而同地增加了政府负担,却没有改变现时强积金通过基金运作的操作模式。这种没有针对核心症结提出的政纲,必然会在选举之后出现划地为牢的情况。又例如在房屋问题上,多名参选人既想增加土地供应,又想讨好乡事选委;既回避了棕地问题的处理,又建议放宽丁屋的兴建限制,改为多层式丁屋。在高楼价的香港,这些建议变相延续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加深城乡矛盾,无法控制乡民与香港市民对安居乐业的期望。
第三,要看政纲是否“变中求稳”,稳住大局,而非“稳中求变”。下届特首的首要工作,不在于大刀阔斧、再行改革,而是要阻止三任特区政府的弱势雪球无休止地“越滚越大”,重建政府施政威信。施政的关键不在于多,不在于要讨好全世界,而在于下笔要准,要想办法、找渠道把政策解释透彻。梁振英上台之后“稳中求变”,推出了不少新政策,但新政策出台过于频繁,市民无法适应,对政府的施政好感度便会降低。
梁振英筹划了不少好政策,长远推行的话对香港发展是有利的,尤其在扶贫及增加房屋供应方面。参选人在市民压力之下展现求变的姿态可以理解,但骨子里必须有一种萧规曹随的施政思维,而非全盘推翻梁振英的政策。下届政府重建香港市民对政治体制的信心是重中之重。下届特首若推出多项具争议性的改革措施,例如税制改革,便会出现普沃斯基所指出的现象:“持续存在的痛苦,人们的信心便会消失了,政府显得越来越无能”。政府的“无能感”日益增加,特区政府的认受性便会进一步瓦解,更加不利于香港今后的政改。
第四,要看有没有针对香港青年人拟定相应政策。根据政府统计署资料,20至25岁组别的人口,在2016年的登记选民数字上升24.9%,对选举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然而,根据香港中大亚太青年研究中心去年10月24日至11月24日所做的民意调查,65%受访青年不满特区政府表现,63%表示不信任特区政府。
回顾梁振英任内五份施政报告,我们发现谈及青年的部分合计只有1,774字,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和使用“政治”一词,亦没有提及如何开放公共行政参与空间给年青人,如何从制度上吸纳他们。因此,如果参选人政纲上没有提及具体方法,只能是把政治炸弹带到下一届政府,为中央添烦添乱。
第五,要看政纲是否会制造新的利益团伙。例如部分参选人要取得足够有效提名票,必须得到商贾巨富的支持,如果当选,那么在主要官员任命上,有可能向富二代倾斜,不利中央打击香港“大亨经济”的部署。若要直接公开表明求助于反对派,便会成就了反对派的造王策略,更加不利于中央对港管治。
第六,要看政纲是否有利于搭建高质量的管治团队。回归20年,特区政府的管治团队尤其是政治任命官员,出现大量同质化情况;而同质化的出现除了是政治立场左右大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纲出现倾斜导向。政府内部的声音变得过于单一,与市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由于香港特殊的历史和制度,下届特区政府应该是率先创建“香港命运共同体”的领头羊,通过主要官员及各种委员的任命,广纳人才,兼容并济,深化统战工作,与温和反对派建立沟通互动的默契。理想的管治团队是为国家、为中共、为香港立下汗马功劳的传统左派与熟悉英美制度与文化的政治人才携手组成的联合班底。
总结而言,我们要清楚中央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才会知道哪一位参选人才是最好的管家。现在一位称职的管家,其政纲应该不要制造矛盾、又懂得调节中央与香港市民之间的期望,还要有针对性地变中求稳,以免打乱中央的治港部署,更要致力于创建“香港命运共同体”,人心才有机会转向全面回归。
作者为本院特约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天大报告》2017年2月期。